一、逐渐降温的引导基金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由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以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投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企业发展，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专项资金。
政府引导基金被认为是利用 “有形之手” 发挥政府引导和放大作用，弥补投融资 “市场失灵”，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利器。 近几年，在经济增长放缓，中外贸易摩擦加剧，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各级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热情非常高，引导基金呈现井喷式火热增长。
根据清科私募通统计数据，2002年到2006年，我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仅有6只，基金规模35亿元。2007年到2008年新增政府引导基金33只，规模超过154亿元。2009年到2013年新设政府引导基金150只，基金规模超过了700亿元。
2014～2016年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442家，目标募集资金共36001亿元，而2015年仅有15090亿元，同比增长138%。
截止2018年11月20日，我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65只，目标规模已达12.27万亿人民币。
从全国政府引导基金新设立的数据来看，正在印证引导基金降温之说。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2016年设立了572只是历史最高点，而后开始下降，2017年下降为284只，2018年截至目前新设立引导基金仅为246只。新设立引导基金逐渐降温的背后，折射的是引导基金实际运作的困境和矛盾。
二、12万亿的困境
两年前，市政府常委会批准挂牌设立全市的第一只产业引导基金。由于今年以来资金形势更为严峻，引导基金始终无法募集足够到位资金，只好撤销。提起政府引导基金运作的事，无奈只能归纳于一个字“难！”
1、募资难，没有杠杆如何撬动地球？
一般来说，政府基金在每个基金在的比例一般为20%-30%，剩下还有70%-80%的规模是要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产生杠杆效应实现。按照清科私募通统计，12.27万亿目标规模中，目前实际募资只有3.7万亿，也就说实际资金仅为30.15%。
以深圳为例，2015 年深圳市政府决定设立目标总规模1000亿元的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深创投接受深圳市财政委委托，全面负责市政府引导母基金的管理工作，截至2017年10月，深圳市政府引导母基金共评审通过了111只子基金，深创投承诺出资达587亿元，实际投资规模达208亿元。
广州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常务副总经理付燕在一次会议中表示：作为政府的母基金，广州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虽然不需要直接在市场上进行募资，但是因为产业引导的集聚要求，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都是需要放大的。
不管是按照1∶2、1∶3，还是按照1∶4等不同的放大比例去放大，都需要社会资本募到资金后，我们才能出资，若社会资本募不到资金，我们也无法出资。即使在已募集资金中，财政准财政资金多，也没有吸引到多少社会资金。
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除财政部25.95%和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23.07%之外，其他是中国烟草总公司（14.42%）、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2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7.21%）等国企持股，民营资本并没有参与。
2、投资难，扶持企业山有虎，不如结存和争利
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是引导和扶持。
从2008年开始累计投资的基金数为882只，累计投资了727个项目，57%的基金还没有发生过投资。从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得到验证：截止2015年末，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13项政府投资基金募集资金中，有1082.51亿元（占30%）结存未用。
抽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发现，通过审批的206个子基金中，有39个因未吸引到社会资本无法按期设立，财政资金13.67亿元滞留在托管账户。已设立的167个子基金募集资金中有148.88亿元（占41%）结存未用，其中14个从未发生过投资。
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存在类似现象，抽查地方设立的6项基金发现，财政投入187.5亿元中，有124亿元（占66%）转作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在已投资的项目中，存在投资对象雷同，与市场争利的问题。
从投资对象所处生命周期来看，处于种子期的6.41%，初创期的约18.69%，扩张期的达42.30%，成熟期的占31.21%，其余约1.4%，政府引导基金的大部分依然是扩张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占到了73.51%，这部分可以通过银行等市场化资金满足，存在市场化资金争利，违背了对产业薄弱环节扶持的初衷。
3、退出难，很愁前路无知己
引导基金的退出渠道包括份额转让、股权转让、回购、并购、挂牌、IPO 等多种。相对来说，通过 IPO 退出能够获得较高收益，是较理想的退出方式，但是 IPO 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退出渠道，数量如此庞大的政府引导基金及其子基金，完全期望通过 IPO 或并购退出并不现实。
根据清科数据，2008-2017年以来全国退出仅有57 例，其中以国家级和发达省市引导基金投资退出案例居多。这种困境在数年后预计将更为凸显。
三、困境中的主要矛盾
2017年6月17日，2017年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正在进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在大会上提醒与会者：“股权投资和分散投资两大核心特征消失后，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风险投资基金必然滑向刚性兑付陷阱”。
政府引导基金也有自身难言的苦衷，当前不仅是风投原则问题，还有其他深层次、根本性的矛盾让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在困境中难以摆脱。
1、首先，是急剧膨胀的目标规模与引导对象不足之间的矛盾。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已达12.27万亿元了，而2017年一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也就8.35万亿元，同时，各级政府引导基金都把引导目标锁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比如广东规定省内投资比例不低于60%；福州规定只能投资于福建省内；浙江规定，投资对象原则上应当是在浙江省范围内注册设立的创业企业，投资省内企业的资金不低于80%。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和地域，投入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必然存在目标重复、投资两极分化等问题。
在《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分别投资同一家公司4亿元、15亿元。
2、所需市场化人才和供给不足的矛盾。
政府引导基金本质是私募，其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市场化，市场化运作就需要市场化的管理团队，特别是需要是擅长在企业早期股权投资的 VC/PE 类的市场化人才。
投资管理团队难以完全按照市场化程序招募，只能普遍沿用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直接委派人员。2016年审计署抽查了235只政府投资基金，其中122只（占比52%）基金的管理公司由政府部门直接指定，103只（占比44%）基金的管理公司有342名高管或投委会成员由政府部门直接指定或委派。
这些直接委派的投资管理团队或是来自财政部门人员兼职，或是来自地方国企的创投公司，政府直接委派人员相当于政府主导了投资而不是引导投资。直接委派的管理团队的专业经验会相对欠缺，激励措施受体制因素影响明显，必然会影响引导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投资效果。
3、政策指引与实际运行层面的矛盾。
一是政策目标和具体对象的差距问题。各级引导基金均要求参股基金将全部出资额的一定比例投向初创期和早中期企业。
以《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规定为例：“初创期创新型企业是指符合如下条件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职工人数不超过300人，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0%以上，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早中期创新型企业是指符合如下条件的企业，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显然，这样定义的初创型创新型和早中期企业已经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了，与真正意义的早期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是考核评价标准和长期目标错位问题。
《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制度，按年度对基金政策目标实现程度、投资运营情况等开展评价。
由于基金自身对投资决策不做商业判断，而依靠市场化运作的合作伙伴做出决策，这一失败比率可以被视为是早期企业创业投资市场的正常水平，短期的按年评估无疑会让联合基金的很多投资根本就没法做，另外很多绩效评价从短期和长期来，结果可能完全相反。
三是基金管理机构激励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较多的地方没有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对引导基金发起及管理机构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部分基金管理机构人员在决策及管理方面主观积极性不强，对引导基金项目运行疏于监管，导致政府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下降，形成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主要由基金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管理机构自主决策权有限，客观上导致其对引导基金运行监管不积极。
只有降温下来，人们才能冷静思考所面对的问题，抛开泡沫，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迸发新的发展活力。
